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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清宫中发生的事情暂且不谈,自梁永一番大闹,内阁当中的阁部大臣们皆是一阵失望,他这么一胡搅蛮缠,想要拖延几日怕是不要想了,老老实实的廷议吧。
匆匆用了午膳,内阁五辅臣,外朝六部七卿,加上前来听政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合共十三个人便拉开架势,在内阁中堂前各自落座。
因着诸人都在内阁当中,众目睽睽之下,自然也难以探听到其他人的想法,只是各自默默的想着心事儿。
“事情的状况想必诸位已经知晓,矿税之弊为祸朝廷多年,勿需老夫赘言,至于一条鞭法,方才梁公公的话虽不好听,可也是实情,陛下前些日子下旨命众臣品评张公一生功过,一条鞭法乃重中之重,在场各位都是上了奏疏的,想必也不用老夫解释一条鞭法为何物,既如此,便议一议此事究竟该如何处置罢!”
待得众人落座,一旁执笔记录的书吏也准备停当,廷议的主持者,老首辅王锡爵起身缓缓而道。
梁永的话是说的难听了些,态度也狂妄了些,但是说的也都是大实话,无论是矿税还是一条鞭法,在场之人都是门清儿的政策,压根不需要回去准备。
“老夫有一疑惑,敢请元辅释疑!我等本为国而言,谏陛下废除矿税,如何到了最后,却变成了以一条鞭法代矿税,此事若不理清,这廷议恐怕难以继续下去!”
第一个出言的人是朱赓,朱阁老今天很郁闷,但是经过短暂的午膳时间,朱阁老算是冷静了下来。
废除矿税是好事,可若是以一条鞭法来取代矿税的话,那还不如让皇帝去收矿税呢!
好歹矿税是朝廷规制外的税种,说白了不受朝廷律法保护,而且是先帝依仗君权推行的政策,其中存在不少漏洞,但是一条鞭法不一样,一条鞭法可谓是张居正一生的心血。
老头子穷尽了一生的心力探索出来的道路,绝对是现行体制下最好的改革办法。
说到底,还有一个祖制横在所有人的面前,大明朝的税法制度,是太祖皇帝亲自拟定的,后世子孙不得更改,这是铁律。
别说是臣子,就是皇帝也不好轻动税法。
但是话说回来,既想要改革经济,又不能更易税法,该怎么办?
无外乎两条路,一条是如神宗皇帝一般,用体制外的法子,收矿税,老朱家还有一条祖制,皇帝最大,皇帝虽然不能改税法,但是他可以另外收税!
老朱同学详细规定了各项税赋的收缴制度和标准,但是矿税这玩意是神宗皇帝自己造出来的名目,自然不在祖制的规定范围内。
但是坏处也很明显,这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税务制度,明显和朝廷现行的税制格格不入,两相碰撞之下,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矿税为祸是整个朝廷的共识,这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矿税的征缴的确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国库用度,但是另一方面,百姓因此而家破人亡,甚至揭竿而起者也不少。
当然,除了神宗这种近乎无赖的方式,还有另一条路能弥补税法的不足之处。
就是张江陵所用的法子,从体制内合理合法的解决,这条路的好处是不违背祖制,可以长久的朝廷推行下去,但是坏处就是难!堪比登天般的难!
如果说神宗的矿税坑的是老百姓和有些资本的商贾之辈,那张江陵的一条鞭法,针对的就是满朝官员和地主士绅,或者说是整个官僚体系。
孰难孰易一眼可辨。
朝臣们固然弹劾矿税,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,矿税仍旧稳稳的存在各地,不仅仅是因为神宗的坚持,根本的原因是,被逼着掏矿税银子的不是朝臣们,他们固然会为了此事上疏朝廷,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肯真的为此跟皇帝拼命。
说到底,死道友不死贫道才是官场道理。
但是一条鞭法不一样,它针对的是整个官僚体系,或者说,它是对朝廷税制的一种修正,注意是修正不是修改,这一点很重要。
其实说到底,还是要回归到老问题上,土地兼并和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。
本质上来说,没有坏的制度,老朱制定的税法,在大明初年适用,到了万历年间同样没有到需要彻底修改的地步。
只不过社会在变迁,万历朝的情况和大明初年已经大不相同,而张居正改不了税法,就只能从社会现状上下手。
首先是丈量土地,揪出被隐没的大量土地,这是收税和推广一条鞭法的基础。
而一条鞭法的核心,简而言之就是用银两取代粮食,丝绢,劳役等等其他替代税收的物品,并把各项名目的税赋整合到一起,统一征收。
看似简单,但是其中的学问却大了,首先说横亘在所有人面前,最重要也最难以跨越的祖制问题。
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是在祖制的基础上加以修正的结果,他没有改变太祖皇帝规定的各项税赋额度标准,甚至没有废止或是增加任何一项税赋。
他所做的,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征收税赋!
这算是老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空子之一,也是张居正绞尽脑汁想到的,能够绕开祖制的唯一办法。
他这么做的目的,其实只是触及到了根本问题,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,但是已经够了。
老朱的制度不存在问题,或者说,存在的问题不大,存在问题的是执行制度的人。
熟悉经济的人知道有个东西叫本位制度,简单点说就是货币体系的基础流通单位,大明的经济体系当中,实行的应该说是粮本位。
在张居正之前,朝廷征缴税赋,一般是以粮食为主,掺杂丝绢,帛布等等贵重物品。
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,毕竟金子银子都不如粮食来的实在,尤其是在灾年,粮食才是最紧要的东西遇上哪个地方遭了灾,朝廷赈灾用的是粮食,总不能给一帮嗷嗷待哺的百姓一堆银子啃罢。
但是粮本位有一个大大的坏处,就是它会产生损耗,而且成色有各种各样的差别,比如江南膏腴之地出产的粮食,是上等粮,而边境贫瘠之地出产的粮食,则是下等粮,何况每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受土地肥沃程度和天灾的影响,所以官员收缴的时候,并不能简单的用数量来定论。
其次是粮食的运输和保存问题,粮食不比金银,保存不当便会腐坏,而且就算保存得当,也只能保存几年,朝廷收缴上来的税收如果是粮食的形式,很难长期保存下去。
而且长途运输会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,这些到最后,也是要分摊到老百姓身上的。
何况这两项大的漏洞,还会给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,让他们有从中渔利的机会,事实上,税收的问题根本在于官员的问题。
所以张居正实际上开刀的是整个官僚体系,他将所有的税赋归到一起收缴,便变相的消除了地方官加摊税赋的机会,要知道,这年头老百姓都没什么文化,各项条例的解释权在地方官手里,官府随随便便编一个税赋的名头,他们就得老老实实的交,但是一条鞭法实施之后,老百姓们就算不知道那各种名目的税赋自己该不该交,总该知道自己一年只交一次就够了,再有收税的那肯定就是地方官胡乱摊派。
如此一来,在收缴税赋之时,辅以朝廷强大的监察体系,便可以最大限度的减轻老百姓身上的负担,令他们不受苛捐杂税的困扰,这是针对税的改革。
在赋役一道上,张居正将所有的粮食和丝绢等其他各项物品,统统折成银两收缴,就大大的减少了人工的成本,一个简单的道理,运一百石粮食需要十几个民夫,但是折合成银子,不过五十两左右,一个小箱子就可以轻松送到京城,其中节省下来的人力何止十倍。
而且将粮本位逐渐换成金本位,最大的好处就是金银不会腐坏,张居正改革之后,国库的税收猛然暴增,已经不仅仅是收支平衡,而是税收大于国库用度,这些税收既然是以金银的形式存放在国库当中,自然不担心像粮食一般会腐坏。
如此经年累月,结余下来的银两也十分可观。
更重要的是,将粮食等物折合成银两,方便计算和收缴,减少了官员们做手脚的机会,堵住了原本税制当中存在的种种漏洞。
但是可想而知的是,他这两项制度,触动的都是官僚体系的利益,等同于将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强行剥离出来,分给了国库和百姓,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,这让一众官员如何能够受得了?
不客气的说,若不是张居正早有先见之明,将中央大权牢牢握在手中,怕是一条鞭法刚刚提出来,就会登时夭折,王安石的前车之鉴还摆在原地!
而如今要重启一条鞭法,理所当然要面对的,依旧是庞大到极点的整个官僚体系……